灵石 : 罗马帝国的诗歌人质:贺拉斯的腓立比情结(下) | 诗歌翻译专栏 | 诗生活网 - 送体验金的网址

罗马帝国的诗歌人质:贺拉斯的腓立比情结(下)

◎灵石



三、不情愿的歌唱与隐蔽的抵抗

既然贺拉斯已经被纳入罗马官方的文学秩序,他就只能学会适应。作为一个敌对阵营的“投降者”,虽然屋大维已经宽赦他,他仍需要不断表示忠心,以免引起元首的怀疑。奥古斯都时期政治局面并不平静,士兵哗变、边疆叛乱和政客密谋此起彼伏,贺拉斯更必须用热情的歌颂来避险。他的诗歌从侧面印证了时局的动荡。《颂诗集》第3部第3首以正义(iustitia)和坚贞(constantia)的美德为主题,德威特却指出诗的开头部分很可能暗指屋大维平息军队哗变的事件。阿克提翁战役后,身在萨摩斯的屋大维突然听闻意大利军队有哗变的可能,于是不顾冬天航海的危险,秘密乘船回意大利,旅途中两次遇险,险些丧命,但他仍成功赶回,安抚了士兵,又迅速离开[1]。有些学者相信,《颂诗集》第1部第14首里的海上风暴也可能影射此事[2]。贺拉斯曾提到“尚未驯服于罗马的坎塔布里亚”(2.6.2),这个部族生活在西班牙的西北部,虽然于公元前29年被罗马击败,后来却多次反叛。他在《书信集》里告诉朋友,“阿格里帕击溃了西班牙”(Epistulae 1.12.26),就是指后者公元前20年在坎塔布里亚的平叛。贺拉斯宣扬“黄金中道”(Auream mediocritatem,Carmina 2.10.5)的著名诗篇也涉及一起政治事件。这首诗赠给里奇纽(L. Licinius Murena),此人据说极具野心,诗人告诫他,位高权重是危险的事,结果他在公元前23年担任执政官期间卷入了一起反对屋大维的密谋,事泄被杀。如果说这些哗变、叛乱和密谋离贺拉斯尚远,那么诗人同行加卢斯(C. Cornelius Gallus)的遭遇则为他敲响了警钟。贺拉斯在前三部《颂诗集》的跋诗中称自己完成的这部作品“比皇家的金字塔更巍峨”(Carmina 3.30.2)。金字塔虽然对于今人常象征永恒,但古罗马人很少会用它做意象,贺拉斯之所以联想到金字塔,很可能是因为他听闻了加卢斯的事。加卢斯在主政埃及期间,在行省各地立了许多自己的塑像,还在金字塔上刻下他的“功勋”。公元前26年他被人举报并被召回罗马,深感羞辱,于是自杀了[3]。此事离贺拉斯诗集的发表不过三年。加卢斯的例子向贺拉斯显明了和平时代的政治风险。

不可否认,贺拉斯的确反复向屋大维表达了忠诚,《罗马颂诗》(Carmina 3.1-6)、《世纪之歌》、《书信集》第2部第1首(给屋大维的信)都是明显的证据,《颂诗集》第四部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完成“政治任务”,至于其他零散的奉承更是难以计数。既然他并不拒绝歌颂这位罗马的强人和君主,有时甚至显得阿谀,他为何要一再拒绝为屋大维写长诗,并且终生不曾在这一点上妥协呢?他给出了许多理由,包括(1)才能不够:“细弱的才能,宏大的主题:我的羞耻心 / 与掌管和平里拉琴的缪斯一道阻拦我 / 滥用愚钝的天性,让卓越恺撒的泽勋 / 与你[指将领阿格里帕]的荣誉都被消磨”(Carmina 1.6.9-12);(2)风格不适合:“在凶悍的努曼提亚进行的漫长战争,/ 坚忍的汉尼拔,还有迦太基鲜血染红的 / 西西里海水,这样的题材你[指麦凯纳斯]应当不憧憬 / 驯化成齐塔拉琴伴奏的柔软诗歌”(Carmina 2.12.1-4);(3)时机不成熟:“真有机会,我能胜任。时间不恰当,/ 贺拉斯的诗进不了恺撒专注的耳朵”(Sermones 2.1.18-19);(4)有更佳的人选:“可是你[指屋大维]敬重的维吉尔和瓦里乌斯 / 没玷辱你的评价,他们获赠厚礼,/ 为赠予的你增添了极大荣耀”(Epistulae 2.1.245-247)。在直接回应皇帝的质疑时,他极有分寸地辩解道:“我并非更喜欢自己的诗歌在地面爬行,/ 而不愿用高贵的文字记录辉煌的功业,/ ...... / 倘若我有雄心,也有才华:但你的庄严 / 不容许卑下的诗歌,羞耻的我也不敢 / 尝试自己无力承担的工作。而且,/ 殷勤其实是一种冒犯,如果太愚拙,/ 尤其当它换上了格律和艺术的面目,/ 因为人们更容易、也更愿意记住 / 可笑的而不是他们赞成和崇拜的内容”(250-263)。他甚至用蹩脚诗人科利洛斯玷污亚历山大大帝功绩的反例来警告屋大维(233-237),可谓巧舌如簧。

这些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贺拉斯和卡图卢斯一样,深受泛希腊时代大诗人卡利马科斯的影响[4],从美学立场上是反对写长诗的,他也由衷认为这个领域在罗马只属于维吉尔和瓦里乌斯。但有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上的理由他不敢说出来。在写政治抒情诗时,他虽然必须用一些空洞的赞美来敷衍,但他却可以着力强调他所认可的屋大维的形象(道德维护者、国家保护者),而这些与他以罗马民族诗人自命的雄心没有根本的冲突,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也不算违心。如果写长诗,尤其是写史诗,他就必定绕不开内战,绕不开腓立比战役,毕竟在古罗马的传统中,军功总是最重要的成就。而一旦进入这个题材,他就会陷入两难:如果忠于良心,势必触怒皇帝;如果讨好皇帝,势必违背良心。他在评论波里欧写内战史的时候,已经形象地揭示了其中的政治危险:“梅泰卢任执政以来国内连绵的骚动,/ 战争的诱因与根源,制造的罪恶与苦痛,/ 展开的方式,时运女神的游戏,/ 政治强人的致命,// 沾满血污、至今尚未净化的武器—— / 在一部风险四伏的著作中,你要处理 / 所有这些主题,像踩着灰烬,/ 下面却暗藏未灭的火势”(Carmina 2.1.1-8)。内战在奥古斯都时期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直面内战的惨况,需要等到白银时代的卢卡努斯(M. Annaeus Lucanus),贺拉斯没有这样的自由空间。

即使写抒情诗,贺拉斯也并非全然情愿。虽然《颂诗集》前三部的发表给他带来了空前的声誉,他却决意停止抒情诗的创作,无论朋友如何劝阻,他都不肯改变心思。在《书信集》第2部第2首里,他以戏谑的口吻给出了一些理由,例如:他已经老了,不适合写年轻人才该写的抒情诗(55-57,214-216);罗马城太吵了,不适合创作(65-80);其他人更喜欢他的讽刺诗(58-62);诗歌圈的成功在于互相吹捧(90-101)。从气质和兴趣看,贺拉斯的确从年轻时代起就喜欢伦理哲学,《闲谈集》就涉及许多希腊哲学的话题,晚年回归这个爱好也在情理之中。然而,政治或许才是促使他放弃抒情诗的关键原因,这从他写给麦凯纳斯的信里可以隐约地领会到。在诗的开篇,贺拉斯就对劝他继续写抒情诗的恩主抱怨道:“我已表演太久,已获得钝剑的告别礼,/ 你又要将我关进原来的角斗士学校?/ 我老了,心境也变了。海格力斯神庙 / 挂着维阿纽的武器,他已隐居在乡间,/ 再不用从赛场边缘一次次求观众垂怜”(Epistulae 1.1.2-6)。贺拉斯将自己比作表演很多年、已经退出这个行当的角斗士。古罗马角斗士退休时会获赠一把木头的钝剑,从上下文判断,维阿纽应是某位当时著名的角斗士。按照规则,战败的角斗士需要走到观众席和角斗场中间的隔离带,乞求观众饶恕他们的性命,如果观众对他们的表演满意,要求战胜者饶恕他,他就能活下去,否则就会被当场杀死。根据吉拉尔[5]和鲍迪奇的分析,如果说古罗马角斗士的献祭是为了平息地府诸神的怒气,那么贺拉斯以“罗马颂诗”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则融合了悲剧的因素,是一种象征性的公共祭祀,代表缪斯为罗马内战的屠戮赎罪,以恢复被内战摧毁的和平以及等级秩序[6]。不仅如此,以角斗士对决、人兽搏斗、集体处决为内容的竞技庆典到了罗马共和国晚期,已经成为政客笼络底层民众的重要手段[7]。但还有一层意思被学者们忽略了,就是“一次次求观众垂怜”所表达的身不由己的痛苦,它呼应着此诗接近末尾的几行:“当我陷入内心的争战,鄙夷 / 它曾经追求的,追求它最近鄙夷的东西,/ 像波浪翻滚,与生活的全部秩序冲突,/ 推倒又重建,变方为圆,你如何应付?”(97-100)贺拉斯暗示,在罗马政权的劫持下写政治抒情诗让他失去了自由,成为奴隶(角斗士都是奴隶),并且陷于内心的分裂,他停止抒情诗创作,就是为了摆脱这样的控制。正因如此,他告诉麦凯纳斯,“现在我已偷偷重拾起阿里斯提波,/ 试图让环境臣服我,而不是我臣服环境”(18-19)。他曾如此称赞这位伊壁鸠鲁派先驱:“阿里斯提波能适应每种形式、地位 / 和境况,目标远大,却以眼下为依归”(Epistulae 1.17.23-24)。他做到了“让环境臣服”,获得了精神的自由,贺拉斯也决心不再“臣服环境”,重新夺取创作和生活的主动权。
然而罗马国家岂能轻易让人质遂愿?虽然贺拉斯的确在生涯晚期创作了两部充满生活智慧和文学智慧的《书信集》,屋大维还是没有放过他,不允许他逃进哲学研究的庇护所,甚至以命令的方式逼迫他创作政治抒情诗。贺拉斯无法拒绝,却以隐蔽的方式做了抵抗。《颂诗集》第4部第14首是奉命颂赞皇子提比略,虽然众多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一首直截了当的颂歌[8],然而贺拉斯的措辞却让人惊异。蛮族的“那些敌人 / 为了自由,欣然向死亡托付了生命,/ 却远非对手,在可怕的灾难中毁灭”(17-19);而提比略却“以巨大的冲力 / 摧毁野蛮人披坚执锐的军队,径直 / 收割每一排士兵,尸体铺满 / 地面,大胜而无损失”(29-32)。这些诗行前后都被讴歌屋大维的言语包围,让人无可置喙,但蛮族仿佛获得赞许,提比略似乎受到谴责,而且“收割每一排士兵”明显化用了卡图卢斯《歌集》第64首中描绘阿喀琉斯的诗句(333-335):“因为就像农夫将饱满的谷穗收割,/ 在炎炎烈日下劳作于金色的田野,/ 他也会收割特洛伊人,用敌意的剑。”[9]将皇子比作阿喀琉斯——罗马人先祖特洛伊人的致命敌人,难道不诡异?第20行形容提比略“几乎”(prope)像强大的南风也很奇怪。按照约翰逊的分析,如果“几乎”是因为南风的威力比不上提比略,原文就更显夸张;反之,则破坏了原文史诗般的庄严。无论如何看,这个词都扭曲了整首诗的颂歌感觉[10]

更巧妙的是这部诗集的第4首——所谓的《德鲁苏颂》。公元前15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子德鲁苏和未来的皇帝提比略一起征服了东阿尔卑斯一带的异族敌人,屋大维让贺拉斯写诗庆祝。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这首诗只是表面上的颂诗,作品的意象在相当程度上威胁到了正面的主题。莱克福德就指出,诗中代表德鲁苏和罗马的鹰和狮的形象只在它们的年幼阶段可爱,成年之后就变得可憎,反而是它们的猎物值得同情[11]。安布罗斯甚至相信,这首诗表达了对屋大维军事政策的不满[12]。公元前14-前13年,屋大维放弃了早期的和平政策,试图彻底征服日耳曼各部,将罗马帝国边界从多瑙河推进到易北河。如果遵循诗中动物意象的逻辑,此时的罗马已经是成年的鹰和狮,只能带来破坏,而它们的敌人也会奋力反抗,作品后半部分汉尼拔的独白也强调了罗马在成长期不可战胜的韧性。对于那时的罗马来说,迦太基就是鹰和狮,但它却败在年幼的罗马手里,如果罗马继续穷兵黩武,就会重蹈迦太基的覆辙。贺拉斯甚至还用了一段雷蒂人是否与亚马逊族有关的伪考证来消解作品的严肃性(Carmina 4.4.18-22)。然而,贺拉斯的抵抗态度却有双重保护,让人无法指控他违背了皇帝的意旨。第一,鹰和狮的比喻被纳入皇室教育的框架内:“心灵经过恰当的培养,/ 天赋在神圣的家庭受到滋育,力量 / 多么惊人,奥古斯都对尼禄 / 兄弟的父爱有多大影响。// 勇者是勇敢正直之人的作品,即使 / 牛马这样的牲畜也体现父亲的特质,/ 剽悍尚武的雄鹰也绝对不会 / 繁衍出不善战斗的鸽子”(25-32)。屋大维当然愿意宣称自己是“勇敢正直之人”、“剽悍尚武的雄鹰”,那么尼禄兄弟(德鲁苏和提比略)也只好是鹰和狮了。第二,汉尼拔的演说(49-72)极力称赞了罗马民族的坚忍勇敢,而且汉尼拔之所以战败,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尼禄兄弟的先祖、当时的执政官C. Claudius Nero在公元前207年截杀了他弟弟哈斯德鲁巴的援军。因此这样的处理名正言顺。更具颠覆性的是,贺拉斯在上述文字中影射了古罗马人熟知的屋大维的丑闻。利维娅(Livia)与提比略的父亲尼禄(Ti. Claudius Nero)离婚后嫁给了屋大维,三个月后便诞下了德鲁苏。罗马人传言德鲁苏并非尼禄的儿子、屋大维的继子,而是他的亲生儿子[13]。然而在诗歌的框架内,贺拉斯强调尼禄兄弟的成功靠的是出身(显贵的尼禄家族)和教养(皇室教育)的结合,这是屋大维不能也不敢否认的。

类似的抵抗策略在贺拉斯早期的政治抒情诗中也很常见。《颂诗集》第1部第37首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首诗大约作于公元前30年9月,当时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罗马盟友安东尼的死讯传到了罗马。诗的前半段洋溢着不可遏制的狂喜和对克里奥帕特拉的辱骂,似乎和官方宣传完全一致,所以有学者抱怨贺拉斯“过于得意”[14],甚至严厉指责贺拉斯的沙文主义和“实用爱国主义”的恶俗趣味[15]。然而,如果我们再耐心一点,仔细一点,或许就会发现这首诗并非如此简单。在诗的最后三节,克里奥帕特拉的形象明显转变了,变成一位勇敢、冷静面对人生挫折的斯多葛式的英雄,贺拉斯的语气也几乎变成了颂歌,尤其是结尾:“这精心设计的死是她最坚定的挑衅:/ 被野蛮的战船拖走,失去尊贵的身份,/ 在凯旋仪式上任人羞辱——这一切 / 骄傲的女人断不能容忍”(Carmina 1.37.29-32)。鲁斯发现,贺拉斯的这首诗明显受到了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诗的前半部分突出了柏拉图所讨论的僭主的三种恶德,后面部分则印证了柏拉图的论断:惩罚对恶人有治疗作用,可以让他们的灵魂回到纯洁的状态[16]。康马杰指出,贺拉斯在这首诗中明显改变史实,对克里奥帕特拉作了艺术化的处理,把阿克提翁战役变成一个道德分水岭。克里奥帕特拉在军事上失败了,在道德上却胜利了,诗中庆祝的既是罗马的胜利,也是克里奥帕特拉的胜利,迫近死亡的她几乎获得了罗马人称赞的所有高贵品质[17]

腓立比战役终结了罗马人捍卫共和制的梦想,也改变了贺拉斯的人生轨迹,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人来说都是悲剧。血腥的内战和残酷的政治迫害给贺拉斯造成了心灵的创伤,奥古斯都时期的政治高压又让他无处可逃。众多历史和文学研究者都指出,屋大维能终结内战、长期统治罗马,凭借的不只是武力,文化宣传和形象塑造的重要性或许更大。从军事生涯的开始,他和副手麦凯纳斯就有意笼络文人,塑造自己“罗马价值复兴者”和“罗马国家捍卫者”的形象[18]。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贺拉斯在内的麦凯纳斯诗人圈是屋大维的另一支军队,荣誉和赞助的代价是为皇帝宣传的义务。内战后贺拉斯已经一无所有,他父亲给他的教育却让他雄心万丈,为了实现这样的梦想,他除了归顺屋大维,已别无选择。他的矛盾、犹疑、狂热、反讽,大都可以视作腓立比情结的症候。他必须学会压抑、隐忍、适应,但腓立比的记忆始终萦绕在他脑海。他也从不甘心做一位御用诗人。在艺术上,他追求的是无可挑剔的技巧和完美的风格;在精神上,他矢志成为整个罗马民族(而不是屋大维)的代言人。他永远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诗歌本身的价值。所以,他虽然被罗马国家劫持,成为奥古斯都文学秩序的人质,他却始终在隐蔽地抵抗,始终在政治与艺术之间周旋。
 
[1] Norman W. De Witt, “An Interpretation of Horace Odes III. 3”, in The Classical Review, 34.3/4 (1920), pp. 65-66.
[2] Ernest Ensor, “On the Allusions in Horace, Odes I, 14”, in The Classical Review, 17.3 (1903), pp. 158-159.
[3] B. J. Gibson, “Horace, Carm. 3.30.1-5”,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47.1 (1997), pp. 312-314.
[4] James J. Clauss, “Allusion and Structure in Horace Satire 2.1: The Callimachean Response”, i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15 (1985), pp. 197-206.
[5]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P. Greg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77, p. 41.
[6] Phebe Lowell Bowditch, Horace and the Gift Economy of Patronag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2001, p. 27.
[7] Paul Veyne, Bread and Circuses: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trans. B. Pearce, New York: Penguin, 1990, p. 222.
[8] Johnson, Symposion of Praise, p. 269.
[9] 李永毅,《卡图卢斯歌集:拉中对照译注本》,北京:送体验金的网址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255页。
[10] Johnson, Symposion of Praise, p. 190.
[11] Kenneth J. Reckford, “The Eagle and the Tree (Horace, Odes 4.4)”, in The Classical Journal, 56 (1960), pp. 23-28.
[12] John W. Ambrose, Jr., “Horace on Foreign Policy: ‘Odes’ 4.4”, in The Classical Journal, 69.1 (1973), pp. 26-33.
[13] Suetonius, Vita Divi Augusti, 62, 69.
[14] C. M. Bowra, “Horace, Odes IV. 12”, in The Classical Review, 42.5 (1928), p. 165.
[15] William Hardy Alexander, “Nunc Tempus Erat: Horace, Odes I, 37, 4”, in The Classical Journal, 39.4 (1944), pp. 231-233.
[16] J. V. Luce, “Cleopatra as Fatale Monstrum (Horace, Carm. 1. 37. 21)”, in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13.2 (1963), pp. 256-257.
[17] Steele Commager, “Horace, ‘Carmina’ 1.37”, in Phoenix, 12.2 (1958), pp. 47-57.
[18] Randall L. B. McNeill, Horace: Image, Identity, and Audi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2001, pp. 89-90.

原文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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