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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立宪主义的失败

◎马各



四十 西洋的“仁义”和儒家的“三代之治”


为什么西洋的所谓的“仁义”会让郭嵩焘这些人联想到“三代之治”,无论这个传说中的“三代之治”是否确有其事,但这种联想起码说明西洋的“仁义”和三代的传说确实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儒家一直有一种复古主义的传统,“托古改制”就是他们惯常的一种政治手段,这种复古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据以对现实的政治加以批判的依据,“三代之治”、“尧舜之道”、“祖宗之法”这些都是套在君主头上的紧箍咒,所以历史上试图进行集权的君主,往往会把这些东西视为首先需要冲破的意识形态上的束缚,诸如秦国李斯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法家就是典型的禁止“以古非今”;宋代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发展到近代,仍有反孔、反儒,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进步论这些观点在近代送体验金的网址能毫无阻碍地大行其道,某种程度上仍旧可以说是这种历史逻辑的延续,那么儒家的这个遥远的三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和近代的西洋的政教又有哪些异同?

 

儒家的所谓的三代有说是尧舜禹时期,也有说是指夏商周三代的,这里无从详加考证,但从郭嵩焘所言:“自汉以来,送体验金的网址教化日益微灭”来看,似乎所指为后者。但如薛福成所言三代之时就有“民主”,似乎又是指前者,这是他把部落或者氏族社会普遍有的那种原始民主的传说与西洋的宪政民主混为了一谈。无论是哪种说法,可以确定的是,秦汉之际是一个分水岭,正如他后面所言: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主矣,所以从与“秦制”的区分来看,所指究竟为何并不重要,因为两者都能说明问题,尧舜禹三代过于遥远,这里采用后一种说法,姑且以相对较有信史可言的西周为例。

 

西周是一个以封建关系为本位的时代,关于这种封建关系,在前文中曾提及过多次,西周所谓的封建关系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封君和封臣的关系,这样的封建关系构成了一个个小共同体,它由宗法关系所维系,在理想状态下,处在封建关系中的每一个层级的人,都与他的直接的封君构成一个小共同体,并且独立于其他的共同体。这很好理解,比如从形式上看,周天子是名义上的或者说宗法伦理上的天下共主,但诸侯在他的封国内享有几乎独立的自治权,如果把周天子的天下定义为一个大共同体,那么诸侯与他的封臣卿大夫之间形成的就是一个小共同体,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并且以这种封建关系所形成的小共同体即诸侯国独立于周天子的大共同体即天下;那么接着往下推也是一样,卿大夫与他的士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封君与封臣的关系,而这个封建关系即卿大夫的家相对于诸侯国又是一个小共同体,在这个小共同体之内,即卿大夫的与他的家臣——士阶层所形成的小共同体又独立于诸侯国这样的大共同体。在这种层层分封的体制之下,诸侯的臣——卿大夫与周天子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臣属关系,也就是说,卿大夫是以他所处的诸侯国这样的小共同体为本位的,那么与此同理,在卿大夫——士这样的更小的共同体之内,作为卿大夫的家臣——士实质上也并非诸侯的臣,他同样是以他所处的小共同体即卿大夫的家为本位的。

 

那么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人人以自身所处的封建关系即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时代,在这种体制之下有一个特点,就是最顶层权力要传达到最下层,就隔了许多层封君——封臣这样的封建关系的屏障,也就是说小共同体它屏障了权力的垂直下达。就如周天子的权力对于诸侯国的卿大夫来说,就几乎没有多少的影响力,因为中间隔着诸侯——卿大夫这样一个封建关系的屏障;而诸侯的权力要下达到卿大夫下的士阶层,同样要通过卿大夫——士这样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处在这种体制下的人,对他有实质影响的,是他所处的小共同体,具体的说就是他的封君即主人,而每个小共同体都是由最亲近的血缘关系或者私人关系的单元所构成,比如父子兄弟,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来说儒家的“仁义”了,父子兄弟之间仁义、友爱,还有比这更加平常的事情吗?说到这里其实就没有再做其他说明的必要,这在今天仍旧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古代的国家比较“民主”呢,在儒家的描述里总是那么温情脉脉?这也是相同的道理,因为大家都是亲戚朋友,就如最早的封建诸侯,无非就是周王把他的亲戚和功臣封到一个蛮荒的地方去建立一个城邦,在城邦之内都是君主的宗族内的成员以及与其有密切的私人关系的从属,他们被称为“国人”,在这样的一个小共同体之内,国并不是国君的私有物,每个人都对国内的事务拥有一定的发言权,因为国人本就是国的主人,这时的社会是根据血缘和伦理关系所自然生成的,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这种关系和动物性的关系是最相近的,在熟人社会内,“仁义”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它建立在私人关系、情感和长久的共存的基础之上,这在今天仍旧是这样。

 

我们在某种理想状态之下说明了这种小共同本位,几乎可以反过来理解就是“秦制”了,秦制下的国家是一种大共同体,其社会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由君主的集权和扩张的欲望所推动,根据某种服务于君主意志的外在的政治原则所组织起来的一种陌生人的社会,没有了小共同体和封建贵族这道屏障,君主的权力和意志通过官僚这种工具直接传达到帝国每个子民的身上,正所谓如臂使指,在帝国内,每个人首先都是皇帝的子民,这就是典型的国家本位或者说大共同体本位,前面说过的一君万兆臣民正是帝国的生动的写照。在皇帝和官僚之间,皇帝和平民之间,平民和官僚之间,这些几乎可以说都是一种陌生人的关系,对于皇帝来说,要防着官僚篡夺他的位置,因为它自身的皇位的得来往往都是一种侥幸,既然放牛娃张三都可以当皇帝,为什么李四不可以呢?而对官僚来说则伴君如伴虎,多磕头少说话,能苟且则苟且;而对于平民来说,他不仅要满足国家的需要为皇帝交税,还要忍受和他们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的“父母官”的盘剥,这些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可能拍屁股走人的官员的贪婪,让送体验金的网址的老百姓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念念不忘那几个屈指可数的据说是政治清明的盛世。在这样的社会中,离开了熟人社会的情感和血缘基础,儒家的那套小共同体为本位的“仁义”原则在绝大多数时候自然是无法生效的。这就是为什么朱熹这些人感叹:“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也是为什么送体验金的网址人所日思夜盼的清官明君,总是如凤毛麟角般稀世难寻。


送体验金的网址两千年的帝制的历史或许可以说明,要想达成“仁义”的理想,寄希望于当权者的道德和良心发现,我们不说它是不可能的,至少它是不现实的,因为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还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达成这个目标无非是两种手段,其一,建立在小共同体内的情感和密切的私人关系的基础上;其二,是通过平衡社会中各种参与利益博弈的力量,达成一种建立在力量相对均衡基础之上的规范,当谁也无法完全主宰谁、决定谁的时候,“仁义”自然而然就达成了。对比儒家“三代”的封建制,这在今天的制度中,就是地方自治与地方和中央的分权,地方自治体现的就是小共同体为本位的原则,而地方与中央的分权体现的则是权力制衡的原则。也就是说,每个地方的事情,首先要由每个地方的人自己说了算,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是以每个地方这样的小共同体为本位的,每个地方的小共同体根据他们自己的习俗、喜好选出他们自己的立法代表和行政官员,来决定和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这些被选出来的人要和他的选民之间建立起某种私人的关系包括情感上的联系,那么这些政客的竞选和深入到社区的活动说到底都是这种逻辑下的产物,用儒家的话就是“乡举里选”。公民首先是某个地方的人,其次才是某个国家的人,在地方内的事务,要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说了算,那么大家组成一个国家,国家的事务才由整个国家的人说了算。

从这种对比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儒教和所谓的西洋的政教的共通之处,他们都是以“小共同体”为本位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晚清的儒者能在西洋的政教中看到所谓的“仁义”,其实儒教的封建说到底就是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共和,而西洋的所谓民主共和无非就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共和,而共和这个词在送体验金的网址的历史中,就出自国人暴动攻入王宫,赶走周厉王,政权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称之为“共和”,所谓的共和,说到底无非就是一种力量的相对均衡而达成的一种妥协的状态,如果以此来定义,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真共和,什么是假共和,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一个力量完全独大而无法制衡,社会中的力量完全无法和解,这哪里是共和?恰恰是共和的反面。

在小共同体之内,或许确实可以用建立在情感和密切的私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东西,来维持一种“仁义”的状态,而在大共同体之内,则需要法律和制度上的分权和制衡,来平衡各个参与利益博弈的力量,以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而后者是儒家言必称的“三代”所不具备的。这是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前者建立在宗法伦理上的等级制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自由人之间的契约。前者所发展出来的是一种伦理型的社会,而后者所发展出的则是一种契约型的社会,在伦理型的社会中所发展出来的道德是建立在情感和私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我们送体验金的网址人至今仍然把国视为大家,对国家期望一种类似于家庭内的私人关系的温情和恩惠,这是所谓的爱国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而这种期望同时又是集权主义赖以生长出来的最重要的土壤;而契约型的社会的道德,则更多是一种竞争、博弈所达成的一种相对规范与均衡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与小共同体内或者熟人社会内的情感基础并不冲突,正如西洋人并非不重视家庭内的伦理和情感。其次,儒家的三代是以家族、宗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封君——封臣这样的封建关系为本位,而西洋的政教则不仅是以小共同体为本位,更是以小共同体内的个人为本位的,它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共和,儒教的小共同体本位它既可以发展出个人本位,诸如春秋之时所记载的那些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的人物,但它同样也隐含着通向大共同体本位的潜质,比如家国同构、移孝为忠,又如三纲,它最初就是法家从儒家的宗法伦理上的等级关系所衍生出来的,而送体验金的网址的历史明显是走向了后一种趋势。

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教的三代和它所谓的西洋的“洋三代”的异同,儒教的三代与“洋三代”的异,使它具有走向后世的2000年集权与帝制的潜质,而儒教的三代与“洋三代”的同,也就是这种小共同体本位,则又成为了君主集权和扩张权力、以万民为臣的障碍,而儒教的道德理想又和由它自身所发展出来的一种集权制度的“不仁不义”时刻处在一种撕裂和矛盾的状态之下,这种撕裂和矛盾、合作又批判的状态正是缠绕2000年帝制历史的始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继续谈,民国以及我们如今所谓的反封建,以及反孔、反儒究竟反的是什么,这种反恰恰是专制和集权的历史逻辑的延伸,即对儒教的小共同体本位和与此紧密相关的那种“仁义”的道德理想的逆反,因为这些东西构成君主或者国家这种大共同体集权和扩张权力的障碍,而让人吊诡的是,这种君主的意志如今似乎成了无数普通的平民百姓的意志,我们今天随处都可以看到对儒教的憎恨者以及秦始皇和商鞅的粉丝,包括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正如古代的君主对士大夫的憎恨,因为儒教的道统或者说话语权构成了对君权扩张的制约,也就是说,无数的平民百姓在心理设定上,把自己想象成了君主,这可以说是送体验金的网址历史中从来没有的。


四十一 清帝国的回应与灭亡

儒者所看到的是西洋比“我大清”更仁义,并以三代之治来做类比。那么同一个事件,站在不同角度和立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儒者是站在“天下苍生”和儒家的仁义道德的立场,看到了西洋的“仁义”,那么如果站在君主的立场,他则会认为,自身之所以被欺负,是因为自身不够强大,所以要富国强兵就是君主和持法家立场的人的所得出的结论。

在最初,西洋的“仁义”还只能作为一种官员私下的议论,比如在私人的日记中,在朋友之间私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作为公开的言论,就有被扣上“汉奸”帽子的风险,就如上文提及的郭嵩焘,就被刘锡鸿参劾为“汉奸”、“以夷变夏,图谋不轨”,而恰恰这个参劾别人为“汉奸”的人,私下却对英国的政教大家褒扬,和郭嵩焘等人所赞叹的西洋的“仁义”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令人意外的是:相反对西洋的器物,他则很是鄙夷,这些事实似乎和送体验金的网址最初看到的是西洋器物的先进的成见大相径庭。可此人在朝堂上却公开说:“送体验金的网址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夷狄之道,未可施诸送体验金的网址”!诸如此类云云,俨然是送体验金的网址特色和国情的翻版。所以郭嵩焘和刘锡鸿的区别,是心口如一和心口不一的区别,而在“心”上,排除那些极端的或者说确实是真诚的保守派比如倭仁之辈,所谓的保守派和开明派,其实并无二致,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理上,保守派或者开明派、东方人或者西方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理是客观的,而讲不讲理则是主观意愿的问题。

但随着理的越来越明晰,大清国的“不仁不义”也就越发尴尬得凸显了出来,也就是政权本身的道义基础已经被腐蚀殆尽,随着满清国家机器和集权体制在对外和对内战争中被严重损毁,这种私下的议论也就慢慢变成半公开化的议论,进而演变成一种公开的议论主导了舆论的走向,就如清末驻奥公使在1905一份公开的汇报中,就大赞他看到国外人民抗议政府的时候那种井然有序的秩序,他说:“聚众至二十余万人之多,而始终无喧搅市廛之举。”公使大为感叹:“彼为下流社会,尚且如此,足证奥人风纪之纯美也。”不仅说工人“知礼好义”,还赞叹奥国官方对这些工人“议绅”礼贤下士,诸如此类云云,而这样的公开的言论此时在国内官场上都已经丝毫不被视为是“异端”了。所以民国初那种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它不是随着民国的建立猝然而就的,它是直接承袭自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舆论氛围,而清朝的终结以及辛亥年的革命也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正如清末争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要君主立宪还是要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的问题。

所以尽管这种道德化的理解,光凭借道德理想或者感召并不能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或者制度,但这种道德或者说道义上的冲击当它集合成一种政治上的力量,它在客观上动摇了清帝国政权本身在道义上的合法性,那么面对这种危机,作为站在皇帝立场的一方自然要做出回应。大清国最初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完全视洋人为蛮夷,不屑一顾,但随着战争的失败,同时在实际的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中,这种观念愈发显得滑稽和可笑,当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作为站在皇帝立场的一方,他一定不会承认在制度或者文化上的劣势,你洋人强大是因为有坚船利炮,你们不是都说应该改革吗?那么我就学习你的坚船利炮,所以富国强兵一定是皇帝首先想到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逻辑下产生的,清朝皇帝推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政治纲领,它并不代表这样的观念是社会中的人普遍的共识,而是因为在“用”上的改变即皮毛上的改变,无法威胁到清帝国的统治基础,所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它一方面回应了社会中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国家机器的力量,所以实际的改变一定是从“用”之变开始的。

但洋务运动和所谓的“中兴”美梦,在甲午海战的隆隆炮火之中,被轰得灰飞烟灭,甲午战争它首先标志着清廷试图通过所谓的“洋务运动”自救和自强的失败,而被日本这样的自古被送体验金的网址鄙夷的蕞尔小国所打败,则极大程度地伤害了“天朝上国”的自尊心,这两种影响,使原本就有的对政治制度的质疑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迅速高涨,并进而更加加深了清帝国的统治危机,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直接导致了几年后爆发的“戊戌变法”。最终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通过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由于列强的干涉,慈禧想要废立的意愿没有达成,从变法到干涉废立,无不是受到了洋人的影响和冲击,此时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权贵对洋人的仇恨也达到了顶点,而利用和纵容民间的义和团和教民矛盾,煽动起排外和仇外的情绪,这种玩火自焚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之后的“义和团运动”与“庚子国难”,正所谓咎由自取,不碰南墙不回头,最终满清的保守势力在战败之后的清算之中,遭到了一次大清洗,此时满清的保守势力大势已去,加上地方势力的崛起,其标志就是《东南互保》这样的条约的炮制已经近乎于地方独立,满清中央朝廷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而最后的一点余威也随着慈禧这位政治强人的死去而消失殆尽。此时的满清政府不仅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也对帝国逐渐丧失了实质上的控制能力,国家机器近乎于崩溃的边缘。但专制制度的惯性和部族政权的私心,促使满清的权贵垂死挣扎,这非但无法挽救帝国灭亡的命运,反而进一步加速了地方的离心化的倾向,当所有人都对帝国丧失了耐心,那么一个孤立无援而没有统治基础的帝国的灭亡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导火索起始于保路运动,爆炸于武昌城的一次规模很小的叛乱,并且迅速蔓延至全国,帝国的土崩瓦解已经不可挽回。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清帝国的最后的《逊位诏书》,总算为帝国几百年的历史保留了最后的一点尊严。


四十二 立宪主义的失败


所谓的人格化的国家,即国家本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是维系在某个统治者或者某个家族的身上,比如大清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人格化的帝国,大清国的子民对王朝的认同维系在爱新觉罗家族的身上,爱国就等同于忠君;就如蒙古这些部族,它并非忠于送体验金的网址,而是忠于满清的皇帝,他对国家的认同就是对满清君主的认同。

与人格化的国家不同的是一种“契约型”的国家,国家是法律的构造物,而法律是参与利益博弈的各种力量的一种理性计算和妥协的结果,这种国家的合法性就在于参与缔结契约的各方的“同意”,国家说到底就是一系列的法律条文,它并不具有喜怒哀乐这样的人格特征,而纯粹是一种理性化的设计,当然这种设计是基于某种价值基础的,诸如自由、平等这些观念。

那么当大清国这样的人格化的帝国瓦解的时候,当帝制和皇帝不存在了,也就意味国家的权威基础面临着重建,民国初的立宪或者宪政主义,试图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一个国家,就是传统的人格化的帝国向“契约型”国家转变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从清末立宪到北洋政府,可以说是送体验金的网址试图向英美式的宪政主义国家转变的一段历史时期,其中有诸多关于政体、地方制度、政党制度、公民人权的争论,对比今天所争论的东西和尺度真有点令人乍舌的感觉。但这股立宪主义的风潮来去匆匆,基本上在1920年左右,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如火如荼,宪政主义在舆论和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在送体验金的网址就迅速丧失,取而代之的是苏俄的马列主义思潮。从清末立宪到北洋政府的宪政主义的失败,探求其原因,对于今天来说,恐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说清末到民国立宪主义的失败,说明送体验金的网址不适合宪政,这是今天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这是国情论的翻版。这种观点本就不值一驳,每个小孩走路都会摔倒,这难道就能说明小孩不适合走路吗?简直是荒谬,就拿今天的台湾来说就是一个现实的反例;一种政治制度的建立原本就没有一帆风顺的,比如宪政主义的源头——英国,就经历了几百年的缓慢生长,就从《大宪章》开始算起,到17世纪的光荣革命就经历了将近500年时间的发展,更何况是送体验金的网址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帝制和集权传统的国家,岂有宪政改革一蹴而就的道理;哪怕是有着最悠久封建传统的亚洲国家——日本,它的虚君立宪,从明治维新开始算起到二战失败,也有将近80年的时间,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改革,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日本的立宪谁也无法预计到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所以对于送体验金的网址来说,有失败和曲折才是正常的,一帆风顺反而有违历史的经验和常识。

在表面上看,直接导致宪政改革失败的是军阀之间的混战,军阀个人的权力欲和宪政的限制权力的要求产生了根本上的冲突,最终法律没有敌得过拳头,蒋介石的拳头最硬,成了最后的赢家。当然,这是可以解释的,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时间,社会的普遍的舆论也完成了从“立宪万能论”到“立宪无能论”的两个极端的转变,也就是说这不仅是军阀头子的观点,也是社会中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国人的普遍心理,比如在最初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送体验金的网址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而仅仅过去了10几年,在看到国会政治造成的混乱和某些议员道德上的瑕疵之后,马上就转变成了国会政治“万万不能存立”这样的结论。这似乎和今天的一些送体验金的网址人有些类似,好像认为只要民主了,那么什么贪污腐败、社会道德等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而反对的一方,则举出民主政治的某些劣势,然后以此认为:民主政治万万要不得,送体验金的网址不适合民主此类的观点。这说明过去了100年时间,送体验金的网址人的某些心理特征和思维惯性,仍旧和100年之前的人没有多大的区别。

从这些观点最显而易见所能折射出的,是我们送体验金的网址人一种十分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心理。从最初的“戊戌变法”开始算起,那些维新志士之所以要进行政治改革,主要原因并非是因为某种对于正义的无功利的信念,而是出于救国图存的这样实用的目的,因为“洋务运动”失败了,而“明治维新”成功了,当然指的是在强国的目标上成功了,这说明立宪这个东西“有用”,所以大清国也要立宪,它和“洋务运动”在社会心理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当人们是抱着“有用”这样的实用主义的心态,而不是抱着对于某种无条件、无功利性的正义原则的坚定信念,去进行某种政治改革的时候,当最后或者暂时的结果不能“立竿见影”,对于这种“无用”的东西自然就会丧失耐心,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马上就会滑向另一个极端,就如上文的“国会政治万万不能存立”。而现实的改革,很少有一帆风顺的,更何况是送体验金的网址这样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岂有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道理?那么参照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可以说它根本就不足以支撑送体验金的网址完成宪政改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使命。

那么,肯定有人会说:救国图存难道有错吗?救国图存当然没错,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首先都有自救和图存的权利,但问题是,立宪主义或者宪政本身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包括救国图存,它对于救国图存在短期上的效用,可能还不如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本和德国就是一对典型的例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清末民初,军国主义从日本传入送体验金的网址之时,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反而是一个褒义词,就如严复和章太炎这些人就反复强调军国主义是送体验金的网址的出路,因为它很“有用”,但是,有效的、有用的并不意味着就是好的,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就如毒品和兴奋剂能让人迅速亢奋,它很有效,但这些东西是有害的。立宪主义或者宪政它是建立在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基础之上,对于人的独立、尊严和自由权利的一种信念,因为这种信念而信奉这种主义,它和救国图存本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相反,强调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人格独立反而在短时期内会有损国家的“强大”,因为随着国家的强权的减弱必定同时意味着对人民的控制能力的减弱,也意味着短期的强制动员能力的减弱,这也是一个浅显的道理,而它的好处在于,它能激发社会中每个个体的活力,让人能在自由的环境中充分地发展他的才能,让人因自尊而自强,人人强而导致国家强,也就是上面曾反复提及的强民社会,也就是说,国强是民强的一个自然的、附带性的结果,并不是目的,并且这种结果并不是短期就能显现的,而需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和曲折的过程。那么当说明了这些原委,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中,当时的送体验金的网址可以说并不真正存在“宪政改革”的信念基础,也就是说:立宪主义本身的“效用”和当时的送体验金的网址人从事改革国家的主要目的本就不相符合,那么“无效”的结论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另外,上文所提及的我们对于政治的一种道德的理解,也导致了当看到军阀混战和某些议员的道德瑕疵之时,进而对立宪国会的“无用”产生深深失望的理由。宪政是基于分权和制衡的,而分权和制衡则意味着对社会中各个个体和利益群体的权利和独立性的肯定,因为相互依附的东西之间谈不上真正的制衡,而这种肯定在最初必然意味着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这就必然会带来混乱,而规范或者游戏规则本身就是在社会中各个力量的角逐之中产生的,而一种公平或者说道德的规范的形成则需要一个漫长的博弈的过程,在混乱之中逐渐趋向于规范,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中的宪政改革无不是经历漫长和曲折的斗争,而其最终结果过所可能呈现出来的某种表面的道德性,是各种力量平衡和妥协的结果,也就是强者之间的平衡。而我们所理解的道德,并不是这样一种竞争、博弈和规范的结果,而是习惯于服从某种外在的道德教条,并以这种绝对的道德教条出发来压制竞争,这种绝对的道德教条就导向了一个绝对权力。

“天朝上国”是送体验金的网址人的一种有着长久历史的普遍心理,强国复兴也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愿望,我们看历史上的改革,诸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无不是冲着这个目的去的,从这种实用的目的出发,当发现立宪主义的“无效”的时候,滑向苏俄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就是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的必然,也就是说这才是符合历史逻辑和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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